第三世界国家什么意思 （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吗）
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吗
我们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有时候也被广泛的称为“第三世界”。
20世纪60至70年代，世界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形势，其特点是：
一是由原来两个阵营对峙的政治局面向多极化发展；
二是亚非拉绝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过艰苦的斗争相继宣告独立，并开始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重要的新生力量。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三个世界”理论最早是毛泽东主席1974年2月22日下午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和夫人时提出的。在会见过程中，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这里第一世界指美国和苏联两个具有最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
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
第二世界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并指出超级大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地位是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
“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及变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果。毛泽东并不完全根据社会性质，而是以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来划分世界。这一理论包涵四方面的内容：
一是把苏联同美国并列称之为第一世界，反对霸权主义的重点是反苏。这种划分不仅仅是由于这两家“原子弹多，也比较富”，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超级大国都企图称霸世界，他们在世界各地争夺霸权的斗争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毛泽东把美苏划为第一世界，点明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说明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美苏争霸。这样，反对美苏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历史任务就尖锐地摆在人们的面前。不过，在当时美苏争霸的过程中，美国处于守势，而苏联处于进攻的地位，因而对中国和世界人民来说，苏联的扩张是更为危险的因素。
二是联合第二世界，争取中间势力。第二世界国家的基本特征是，经济上实力远不如两个超级大国强大；政治上同第一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当一部分甚至是这个或者那个超级大国的盟国。但是，“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其中有些国家在所谓＇大家庭”的幌子下，实际上被超级大国置于附庸的地位”。因此，第二世界国家具有两重性，第二世界有可能成为制约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积极因素。
三是强调第三世界地位的重要性。第三世界主要是指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曾经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附属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毛泽东在划分三个世界时，把第三世界的地位提到空前的高度，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为强烈，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革命动力，认为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
在1971年第26届联大会议上，主要是得益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和支持，联合国终于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这是第三世界国家联合斗争，违背超级大国意志所赢得的一个重大胜利。1973年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充分显示了“第三世界”的力量，他们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
新中国重返联合国
四是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根据这一结论，第三世界就不再仅仅是需要中国同情、支持的国家集团，而是一个中国也置身其中的、具有共同利益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既是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国家，又是社会制度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应当在第三世界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基本来源于1960年代毛泽东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形势中形成的几个主要观点。
一是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抵制。1957年以来，苏联领导集团逐渐向霸权主义方向演变。他们不断干涉别国内政，要求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内所有成员，接受苏联“指挥棒”驱使，服从苏联全球战略。对于坚持独立自主，反对苏联控制的国家和政党，则不断施加压力，甚至进行军事威胁，终于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破裂。毛泽东一直警惕和关注着苏联领导集团的演变，坚定维护中国独立和主权。当苏共领导集团把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对中国共产党发动全面攻击时，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同苏共领导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公开大论战。随着斗争的深入和苏联演变的发展，毛泽东逐渐得出了苏联已蜕变为霸权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结论，认为这个曾是“老大哥”的国家，已堕落成富有侵略性的危险敌人。
二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认识。由于50年代侵朝战争失败且60年代长期陷于侵越战争消耗，美国自身实力及其对盟国控制力大为削弱，但仍能凭借其实力优势维持对盟国的控制。但其部分盟国随着自身力量的恢复和发展，越来越不甘心受美国摆布。离心倾向逐渐增长，甚至公开分庭抗礼，从而使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对这一情况，毛泽东早有预料。
早在1956年中东发生苏伊士运河事件时，他就根据美英两国暴露的矛盾指出：现在冲突着的，有“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
他还认为，在这些矛盾着的力量中，“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1964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美帝国主义甚至对他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他们踩在自己的脚下。”为此，他号召“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以后，毛泽东又对他曾经提过的“中间地带”的看法作了重新解释，把西欧、日本称为第二中间地带，亚非拉称作第一中间地带。显然，毛泽东在当时已经把西欧、日本同美国作了明确区分，把他们看做是可以争取、联合的力量。
三是对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60年代是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宣告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对此，毛泽东非常振奋，并多次代表中国政府对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给予坚决支持和高度评价。
他指出：“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得到并将继续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中国人民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并对他们的一切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给以热烈的同情和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前途，毛泽东充满了信心。他在1970年5月20日发表的声明中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在60年代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论述中，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和评价占了相当大的分量；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的反帝爱国斗争，毛泽东都发表谈话或文电表示支持。这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对人民反帝斗争的重视，而且还说明他早已把共同进行这一斗争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看作是一个整体。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已经把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看成为三个部分，即：企图主宰世界的美国和苏联；在反帝反殖斗争中日益崛起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以及处在两者之间的一批发达国家。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便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
在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必要的调整。
首先是缩小了打击面，用建立联合反霸统一战线的方针取代了反帝反修的方针。在60年代，面对美国的敌视政策和苏联逐步升级的反华行径，我国曾采取既反美又反苏的对外方针。这在当时确实有迫不得已的因素。因为我们必须为维护国家主权，捍卫领土安全而斗争。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在外交工作中推行了一系列强加于人，四面出击，不顾政策的做法，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毛泽东发现这一情况后，从1968年起屡次对上述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并指出这是“因为中国内部有人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极左”。在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中，他又十分明确地把追随或依附于美苏两国的国家，同美苏两国本身作了区别，只把超级大国作为对立面；在超级大国中，又把处于攻势地位的苏联和处于守势地位的美国加以区别，把苏联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从而极大地缩小了打击面，扩大了联合面，纠正了一度向“帝修反”全面进攻的“左”倾做法，并根据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一当代世界人民的主要任务，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对外工作方针。
二是加强了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极“左”思潮干扰下，在外交工作中曾片面地把支持世界革命同保持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关系对立起来，使我们疏远了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也给我国外交工作造成了不少困难。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的提出，纠正了脱离实际地追求世界革命的“左”的倾向，把联合第三世界共同反霸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
为此，我国作为第三世界中的一员，努力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的正义斗争。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打破大国欺负小国，富国压榨穷国的国际旧秩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从而使我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威信日益提高，影响不断扩大，朋友愈来愈多。
从1970年到1982年，同我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达56个，比1968年以前增加了将近1倍。其中在60年代同我国外交关系一度中断或发生波折的7个非洲国家，都在此期间先后同我国恢复或改善了外交关系。可以说，70年代是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大发展的年代。
三是积极改善了同第二世界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分别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左右，由于我国原来曾把反帝反修作为国际斗争的首要任务，从而使我们很难同这些国家进行正常交往。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后，使中国同日本及西欧国家改善关系的障碍开始得到克服。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由于论证了争取和联合第二世界共同反霸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而进一步排除了我国同第二世界国家正常交往的障碍，为我国外交工作提供了新的发展余地。
70年代中国外交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可以说就是同第二世界国家关系的改善。1969年以前，西欧、北欧和南欧只有6个国家同中国正式建交。英国和荷兰只同中国互设有半建交性质的代办处。
而到了70年代末，除了安道尔等4个国家外，中国已同这个地区所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另外，和欧洲共同体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广泛建交的同时，我国同西方国家在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也有了实质性进展。
从1973年到1977年，经毛泽东批准，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我国陆续同日本、西德等国签约、成交了一批价值达39.6亿美元的引进技术项目，为后来的对外开放政策作了一次重要尝试。在此期间，我国同东欧几个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贸易、科技交流、人员互访，都有所恢复。因此，当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对外开放的决策时，中国面向第二世界的大门，事实上已经打开了。这不能不归功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与实践。
当然，由于“文化大革命”尚在继续，我国的外交工作此时还不可能根本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江青一伙把同外国的正常交往别有用心地诬蔑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推行闭关锁国政策，给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贯彻和外交工作的开展造成了极大困难。
但尽管如此，我国的外交工作在上世纪70年代还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挽回了“左”倾错误破坏的后果，而且也在事实上促成了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这些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及由此产生的方针政策。正像邓小平后来指出的：毛泽东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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