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30日，旅游服务平台携程集团宣布推出针对全球员工的生育补贴政策——“程二代程长礼金”，从2023年7月1日起，入职满3年的全球员工，不论性别，每新生育一个孩子，将获得每年一万元的现金补贴，发放至孩子满5周岁后终止。经初步测算，携程计划未来投入10亿元生育补贴，用于激励员工生育。
界面新闻不完全统计，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经媒体报道全国已有近10家企业发布生育支持政策，从假期、现金补贴、弹性办公方式等方面创建友好生育环境，企业出台生育支持政策渐成常态。携程集团此次推出的生育补贴政策，是互联网企业中补贴最高、力度最大的。人口学专家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知名企业加入到支持生育的工作中，未来企业将在构建友好生育环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021年5月31日，中央正式出台三孩生育政策，随后在7月20日，《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发布。这份文件提出，将生育友好作为用人单位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鼓励用人单位制定有利于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措施，依法协商确定有利于照顾婴幼儿的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方式。
公开信息显示，2021年12月，阿里集团宣布响应国家号召延长产假，首创了7天全薪陪伴假、20天全薪服务假等福利。快手也宣布调整员工福利，新增了生育礼金，分为三个等级：1000元、2000元及3000元。
2022年1月，上市公司大北农集团宣布，将在企业内部奖励生育，员工生育第一孩获奖3万元，第二孩能获奖6万元，第三孩获得9万元。以此计算，一个三孩家庭可以从公司获得18万元的奖励。
2022年3月，广东简一集团发布内部公告，宣称为积极响应国家三孩政策，鼓励员工生育，提高员工福利待遇，决定对生育三孩的职工，给予人民币51000元奖励。该公司有关人士当时回应界面新闻表示，一方面是公司本身具有支持生育的理念，另一方面是响应国家政策号召，承担社会责任，“企业本身也是社会的一个器官”。
此外，辽宁一家主要从事技术服务与经济信息咨询的企业微神马科技有限公司也宣布，将加强对企业员工在职期间生育孩子的奖励政策，通过调整后的生育奖励政策测算，包括一次性生育奖励和育儿补贴在内，公司员工在职期间连育三孩将有可能累计获得超过13万元的企业内部奖励。
不久前，上市公司侨银股份发布《关于提高员工生育福利的通知》，为公司新生育员工报销其子女0至3周岁期间的奶粉、纸尿裤等日常花费，承担新生二孩员工的公立幼儿园学费，给予生三孩员工一次奖励10万元。
携程集团创始人梁建章也是著名人口学专家，他很早就在企业内部推出鼓励生育举措。自2015年12月起，携程集团同时发布了孕期交通费、生育礼金和生育医疗补贴等福利，并在此后陆续增加了孕妇躺椅、辅助生育以及母婴室等10余项福利。在此次生育补贴政策出台前，携程年均在生育福利上的投入近800万元。
此外，2022年3月，携程还推出“3+2混合办公”，即每周3天在办公室，2天在家远程办公。携程对此解释，这既是疫情防控所需，更为缓解员工照顾家庭、带孩子的压力，对促进社会生育率的提升也有帮助。
梁建章认为，家庭财税补贴应该是先行的措施，因为最容易实施也是见效最快的。他建议至少用GDP的2%-5%来鼓励生育，这样生育率才能提升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6左右。梁建章在刚出版的新书《人口战略》中测算，如果按照GDP2.4%来补贴，即每孩每月补贴1000元，每年可以多生240万个孩子。携程集团表示，生育补贴就是一种探索，旨在带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源投入该领域。
企业如何有效支持生育，此前也曾引起各界关注。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建议，目前各省均延长了产假，但若延长产假的成本由企业负担，可能导致企业尽量不招聘女职工。因此，国家财政应承担延长产假的成本，消除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穆可发也建议，生育成本由国家、企业和家庭共同分担，应利用政府补贴、税收减免手段等多种措施，适当分担用人单位的成本。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杨成钢告诉界面新闻，一些企业根据自身理念和经营情况，给予生育家庭奖励，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目前政府层面出台的鼓励政策，比如延长产假等，更多成本均由企业承担，对于一些以女职工为主的企业来说，可能带来较大负担。杨成钢表示，对于一些生育成本负担较重的企业，比如南方的一些制衣厂、电子厂等，政府应该在税收、用工等方面给予支持。一项可持续的鼓励生育政策，成本应该由政府、企业和家庭共同分担。
为有效掌握各地生育假期的落实情况及由此带来的用工成本，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企业生育成本负担对女性就业的影响”课题组在2022年9—10月对除青海、西藏外28个省（区、市）的1043个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简称“HR”）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显示，超过3/4的被访企业执行了哺乳假政策，6成以上的被访企业落实了陪产假政策，近3成被访企业执行了育儿假政策。总体而言，被访企业对哺乳假、陪产假政策落实率较高，对新增设的育儿假和延长产假政策的落实率偏低，并普遍反映生育成本负担较重。
课题组专家建议，在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进程中，针对各地被访企业的生育假期政策落实、生育成本负担偏重、减负呼声强烈等问题，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及其对生育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结合国际经验与教训，及时建立并完善用工成本分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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